惊叹！智利竟然在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运动的夹缝

　　美学价值。然而，从现代史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平等对社会的影响是毁灭性的。这种不平等让少数人成为了富翁，而绝大多数人则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卡米拉•巴列霍的出现给了人们希望。她的美丽和青春代表了智利年轻一代的美好未来和向往，她和其他社会运动者一起抗争着，致力于比较公平的社会。
那种激情，那种为梦想而战的天性，让人们更加相信，只要一直坚持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为公正和自由奋斗，智利和全世界都会变得更加美好和光明！

　　在智利诞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工人们，用他们的汗水和热血打造了今日的富饶景象。智利西部平原上的众多铜矿，孕育了这片土地上最不可或缺的资源，也同时构成了智利工人运动的萌芽和发展。铜矿工人们首先阻止了对他们日常生活进行规划和管制的企图，这种“男性气质”显示出智利工人们的不屈不挠。铜矿工人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建立了强大的工人社区，英雄化了的工人运动的传统也从此根植于智利。从此，工人们不再是被压迫的群体，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强大有力的力量。智利工人运动因此独树一帜，成为了整个智利社会中最不可或缺的力量与活力之源，也为铜矿工人们带来了更加丰厚的物质与精神的回报。智利工人运动的深度发展，推进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其中包括智利党和智利社会党。这两大政党反过来也为工人运动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为工人们建立了更加美好的未来。智利的资本家们并没有欢迎工人运动的出现，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们就不断进行各种直接和间接手段的镇压。可不幸的是，跟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一样，智利党也是跟着苏联的指导方针行动的。20世纪30年代，虽然智利国内的法西斯主义比其他国家要弱一些，但智利党仍按照苏联的指令与智利社会党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政党“激进党”结盟，奉行“人线”政策。不幸的是，“人线”制定的许多政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受到了右翼政党及其背后的社会力量的强烈反对。由于苏联方面在二战过程中的妥协与退让，智利党和“人线”也没有真正触动智利大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的权力基础，这也给工人们的未来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和困难。智利工人的奋斗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相反，智利中产阶级从“人线”和进口替代战略中受益颇丰，而工人们的付出却寥寥无几。智利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也威胁到了“激进党”右翼的社会基础，而此时，冷战开始了。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不再激进的“激进党”开始向右转，残忍地对待智利工人阶级。智利左翼和工人们无助地面对这一打击，最终雪上加霜，不到三十年后，历史几乎重演。

　　然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智利当局对工人运动的压制并没有导致智利工人们放弃追求自我价值和尊严。相反，社会的冲突加剧了，这一点在智利当局奉行的紧缩政策下表现尤为明显。尽管这次浪潮并未对智利党产生实质性影响，他们仍然跟着苏联的指导方针行动。然而，在政策的指导下，智利党逐渐放弃了追求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转而满足于改良，成为类似于欧洲社会党的存在。有趣的是，智利社会党比他们的欧洲同行更加激进，不断寻求创新的方式和路径来实现更加啦实的社会变革。在过去的大部分时期里，路线比智利党更加倾向社会主义，尽管在实际行动中，他们和智利党并没有本质的分别。值得大家回忆的是，阿连德就出自这个政党。在皮诺切特之后，该党的阿尔梅达派在苏联和东欧的支持下与智利党联手，对抗皮诺切特政权展开武装斗争。在此期间，智利的右翼也采取了类似于欧美同伴的策略，从保守主义开始转向“现代”右翼，开始进行动员并建立右翼群众运动。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人物是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和智利天主教党。这一转向不仅和二战后西欧天主教运动的转型一致，而且也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政策调整一致。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的“考迪罗”和教会结合受到了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有力的社会运动挑战，这些社会运动还得到了苏联和古巴的大力支持。这些社会运动一直是美国和拉丁美洲统治阶级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尤其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对它们进行了疯狂的打压。然而，在这些动荡的年代里，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们坚韧不拔，努力为实现民主和人权而奋斗。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是非常坚韧不拔的。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主要通过直接手段（例如针对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等）来对付这些运动。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和古巴对拉丁美洲各国的激励，美国方面不得不采取一些改良性质的措施。他们组织了所谓的“进步”联盟，并鼓励包括智利在内的拉丁美洲统治阶级采取一些改良措施。然而美国和智利的统治阶级却顶着智利人民的反对，实施了极少的改良措施。弗雷的改良措施既未能让智利人民停止反抗和运动，反而刺激了他们对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在智利现行制度无法满足人民要求的形势下，智利社会党的激进派阿连德当选总统。他上台后，进一步推动了形势的演进。例如，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一些底层民众在等待智利政府漫长处理过程无果之后，受到大学生、家属、知名人士以及激进运动MIR的支持，于1970年1月采取直接占领圣地亚哥郊区行动。在这块农耕之地上，人们建立了一个名为“班德拉”（La Bandera）的社区。在阿连德政府时期，这个社区得到了智利知识分子的直接支持，成为了各种活动的温床，演绎出了某种“穷人的公共领域”，并拥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然而，可悲的是，尽管智利达到了政治决策的临界点，阿连德却无法跨出那最后一步，最为决定性的一步。我们知道，在历史的1973年9月11日，代表智利统治阶级的皮诺切特，在美国的全力支持下发动了政变。

　　其后，皮诺切特政权不仅在所谓“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的支持下，遵循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理论，进行了极度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而且在范围上也进行了强有力的“改革”。即使在智利军政府倒台之后，这些所谓的“改革”依然照原样继续下去。这些“改革”的目的，就是切断智利社会，尤其是底层人民，与活动的联系，其实现的具体手段主要包括(1)限制集体谈判，授予更多的权力和优势给工业资本主义，(2)合并工会，并授权给警察和法院行使更加严厉的制止措施，(3)通过镇压，阻挠和低价购买陆地等手段，剥夺许多智利农民的土地权益。雇主有着随意更换工人的权力，同时通过一些所谓的“谈判团体”等办法，削弱智利工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加之市场化“改革”所造成的工作不安全状态，使得智利工人阶级渐渐失去了组织力、阶级意识和集体行动的能力。政府还切断了民众与各主要政党之间的联系，并将财权集中于中央，强制“隔离”贫困人口，并在一个地区设立多个“相互竞争”的机构。此外，对智利原有的社会福利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更是将底层群众瓦解、分裂、原子化，削弱了他们展开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的能力。同时，智利的资产阶级则更紧密地组织起来，并且与政府联系起来。这样的局面，显然只会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已有的权力，削弱智利人民的反抗。 不过这样的政治现实丝毫没有真正惠及智利人民。一项2004年的调查表明，67%的智利民众认为社会平等比个人自由更加重要。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和平等对待，然而，皮诺切特政权一系列的政策却剥夺了智利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的权利。 虽然如此，我们不应该忘记，智利人民向来都在不断地努力，通过各种社会运动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智利的历史不仅仅是新老自由主义的历史，更是智利人民不断抵抗剥削和压迫的历史。虽然时光荏苒，前路漫漫艰辛异常，但巴列霍及她的战友们，将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一起，勇往直前，不断追寻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