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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斌 历史政治与中国独立知识体系构建

发布时间:2023-09-28中国历史
关于作者 杨广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如果你打开一个专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作出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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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作者

  杨广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如果你打开一个专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作出总体设计和系统部署,深刻指出“加快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最终是要建设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哲学社会科学是否有自己的特色,取决于是否具有主观性和独创性。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出发点,提出主观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得到更强有力的支撑,在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中获得更大的主动权。 即日起,本刊开设“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专栏,邀请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探讨为什么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聚焦中国传统、中国实践、中国问题。 如何推广等等,以帮助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原创性、本土化和竞争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社会科学是大国现代化经验的历史叙述。 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还比较滞后。 很多时候,人们仍然把中国式现代化与外来理论进行比较。 因此,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 。 中国式现代化迫切需要中国独立知识体系的支撑,而独立知识体系的基础是方法论。 没有独立的方法论,就没有独立的知识体系。 国内外政治学的发展历史表明,政治学知识体系是通过政治学原理体系集中体现的。

  时代的召唤基于

  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原理

  从古至今,任何政权都需要有自己的“政治学原理”。 中国几千年的经典和历史就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原则。 近代以后,经史学逐渐被西方政治学所取代。 从晚清到1949年之前的中国政治学,最流行的方法论是源自欧洲大陆的制度主义。 自古希腊以来,询问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一直是欧洲政治学的传统。 19世纪欧洲广泛的资产阶级革命后,政体理论传统在政治学方法论上转变为制度主义。 制度主义方法论背后的历史观(或世界观)认为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 用植根于西方历史文化的政治方法论和历史视角来判断中国政治的是非,政治学与当时的中国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1980年,中国政治学得到恢复和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得以开展系统研究,中国政治研究也开始被触及。 然而,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原理体系​​的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却意外地遭遇了美国和西方政治学,众所周知,它受到了美国和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 从方法论上看,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对二战后的美国政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就是将个人利益理论首先包装在学术范式中。 理性选择主义无疑深深植根于美国的“自然个人主义”文化中。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理性选择主义所表达的历史观,即实现个人价值的最佳、最终的政府形式是美国的代议制民主。 当用这种历史的眼光来衡量中国政治时,学科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更加明显。

  中国政治学120年来的发展并不顺利。 一方面,我国传统政治思想高度发达,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 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资源的中国政治学学科水平亟待提高; 一方面,西方政治学在中国没有思想基础,学科性很强,对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影响深远。 这一矛盾严重制约了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独立的知识体系的基础是方法论,正如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催生了西方政治学一样。 也就是说,构建独立的知识体系的关键前提是拥有属于本学科的方法论。

  历史政治的意义和作用

  历史政治学是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实践基础上的学科方法论。 它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实践和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资源相结合的产物。 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德国有着发达的历史学派。 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英国,延续着政治与历史不分离的传统。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几千年没有间断过的大规模政治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应该有历史传统。 几千年政治历史所塑造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影响深远,其蕴含的政治理论资源无疑是有待发掘的丰富矿藏。 因此,历史主义方法论在中国学术史中并不少见。

  同时,历史政治学是探索重大实践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和时间因果机制,并以此发现理论的社会科学方法。 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和时间空间化是理解历史政治的几个关键词。 历史本体论非常重视历史的本质属性。 具有社会历史属性的历史和具有政治历史属性的历史,制度变迁的方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历史连续性是指任何属性的历史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都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所谓“时间的空间化”和当前政治的空间化形态,都是历时性制度变迁的产物。 这些关键词都是解释性概念,既可以用来分析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自我“中国化”,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的形成和延续,也可以用来比较和分析。不同的现代化模式。

  历史政治学不同于政治史研究。 后者主要侧重于“事件史”,即把历史上的政治事件解释清楚,属于历史学的范畴; 历史政治旨在回答当前重大现实问题并发现理论,属于历史学的范畴。 政治学类别。 历史政治学也不同于西方流行的历史社会学。 后者从社会史出发,回答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两大主题,而历史政治则从政治史出发,寻找统一国家的不断发展。 内在机制。

  与其他政治学方法论一样,历史政治学首先具有讨论政治合法性的功能。 有了历史政治,我们将对民主集中制、协商民主、群众路线、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许多重大现实政治问题有新的认识和看法。 比如,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但按照西方政治学从制度主义到理性选择主义输出的代议制政府理论,民主集中制无疑是一种“错误的存在”,而在历史政治中值得借鉴。民主集中制原则实际上继承了中国几千年政治最根本的传统——大一统。 又如,在历史政治学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世界观的自然延续,但在西方政治学中根本不存在。 他们更愿意相信基于强权政治的“修昔底德陷阱”。 可见,本土方法与外国方法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

  与其他政治科学方法论一样,历史政治学是一种生产知识的方法论。 简而言之,不同的制度变迁模式产生性质截然不同的历史政治理论,因此所有政治理论都是历史的。 具体而言,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就是一部“多重统一”的社会历史,这决定了“多重统一”争夺生存资源的对抗性制度变迁模式。 这种制度变迁模式所产生的政治理论是必然的。 它是对抗性的,以个人权利为目标,例如基于三权制衡的代议制政府理论。 相比之下,中国以国家统一为基础的政治历史很早就开始了。 统一国家的制度变迁,重点是通过治理获得公众支持。 即使在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各大王朝仍然以治国求利。 实现大统一。 这种制度变迁方式所产生的政治理论必然是以人民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可见,历史政治是一个以概念为基础产生知识体系的知识生产过程。

  与其他政治学方法论不同,历史政治学也是一门知识社会学,具有理论识别功能。 几乎所有的政治理论,从社会中心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等基本概念等理论体系,到理性选择主义等方法论,都是历史政治理论,但在传播过程中却变得非历史化,成为普遍主义。 。 通过历史政治,可以检验许多流行的政治科学概念和理论并获得新的理解。 比如,被视为“历史终结论”的代议制民主,无非是从社会历史中推导出来的对抗性制度变迁的制度安排; 相反,过去争取“多重统一”的斗争现在主要以政党民主的形式进行。 代议制民主最终可能会加剧社会历史上的多重统一、身份政治和身份政治的斗争。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推行代议制民主而治理不力,以及美国为何出现政治两极分化。 比如,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如此热衷于零和博弈? 这也可以追溯到历史渊源的社会历史属性推导出来的“多元一体”之间生死对抗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产生的政治或文明观必须建立在对立和冲突的基础上。 历史政治有助于理解我们这个时代许多问题的政治根源。

  基本概念的重述

  以及政治学原理的重建

  按照知识诞生的时序逻辑,政治学原理由政治学研究方法和政治、权力、国家、政府、政党、官僚、民主、治理等“概念集群”组成。 流行观念演变为思想,思想演变为思维方式和政治态度。 目前中国政治学原理对上述基本概念的解释不同程度地受到源于社会历史的西方政治学的影响。 因此,构建中国政治学独立的知识体系的前提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重述概念,获得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重构政治学原理体系。 历史政治的知识生产和识别功能有助于概念的重述,因而也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基础。

  例如,就政治而言,西方政治学将政治定位为利益分配,并以此形成制度安排。 这显然是一种基于对抗性制度变迁而产生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理论; 但在国家历史很早就开始的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强调人民拥护的重要性,为此必须实现“治理”和社会和谐。 就国家而言,西方政治学讲的是战争建立的民族国家,本质上是扩张主义的; 但统一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历史观塑造的国家,世界和谐是其最高追求。 对于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学从一开始就将其定义为权力的组织形式。 然而,从西汉开始,中国就开始讲“治制”,即如何维持一个大规模政治秩序的价值观、制度和方法。 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与“治理体制”直接相关,与只强调政治权力组织形式的“治理体制”理论关系不大。 就政党而言,现代政治中的许多制度都是在古代诞生的,但政党作为组织权力,却是现代政治中一种独特的形式。 尽管如此,在西方政治学中,政党仍然不过是对抗性资源分配的利益集团组织,这显然无法解释许多非西方国家政党的属性。 在中国,政党是救国、组织国家的核心力量,因此中国学者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 同样,官僚制、民主和治理等概念也通过历史政治得到了新的解释。

  政治学的知识统一性及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地位,决定了政治学独立知识体系的形成,必将夯实中国独立知识体系的基础,从而在实践中助力中国现代化进程。 以中国历史文化为基础的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正在稳步构建独立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