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论文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和拓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师友之谊、视角和时空的变化无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社会史崇尚整体史，反思社会史研究时，不仅要从内部的学术脉络出发，还要分析支撑学术发展的外部理据。

　　为了深入认识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将社会史研究推向新的水平，可以找到一些有效的方法，从视角和时空的转换入手，进行一些具体的探索。以及老师和朋友的学习。 这些因素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整体回顾，或者对某些领域进行回顾和展望时，时不时会被提及。 但如何辩证地认识其积极和消极的方面，仍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本文运用社会史的视角来探讨近三十年来的社会史研究，审视影响社会史研究的内外部因素，并以此为切入点来理解近三十年来的学术转型。

　　 1. 透视：物体和面孔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得益于研究视角的转变。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文章，主张历史研究要从上层转向下层，从政治史转向文化史。 20世纪上半叶，社会史在史学变革的旗帜下逐渐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社会历史陷入沉寂。 文革后，思想解放的学者开始转变观念，提倡研究民间史、社会史、普通人史。 研究视角的下移，发现了无限丰富的社会史研究主题，促进了社会史学的繁荣。 社会史复兴之初的理论分歧之一是社会史是历史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的视角。

　　事实上，这两种说法之间是有联系的：视角的转变发现了一个新的领域，并逐渐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视角的变化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更是自上而下的互动、社会和思想的互动。 社会史领域的一些具体研究方向，例如社会文化史，强调研究视角的互动。 从某种角度看，社会史研究强调从社会底层看历史。 下层阶级之所以被称为下层阶级，必定是相对于上层阶级而言的。 公民社会各方面之所以存在，是与国家、政府、政治相关的。 社会史研究也是针对整体历史的。 如果只关注下层社会和民间社会，怎能称之为整体历史呢？ 因此，学者们开始提出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应该在上层和下层之间移动，以揭示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动。 20世纪80年代末，刘志钦、李昌黎等学者不满足于文化思想史的精英主义和文本取向，提出要更贴近社会下层来看待历史； 他们对社会历史所描述的客观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也不满意。 认为应该关注人们社会行为背后隐藏的精神因素。 刘志勤、李昌礼等人主张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相互作用。

　　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社会文化史已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研究热点。

　　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同一研究对象，往往会呈现出丰富的侧面峰峦的样子。 在商会史研究中，明显的是视角的多重转变促进了这一领域的进步。 20世纪80年代初，当中国大陆商会史研究开始兴起时，中国史学界基本上还处于革命史学视野的影响下。 张开元等学者不再抽象地争论现代革命的本质，而是转变视角，试图通过商会找到资产阶级，进而考察商会在中国革命中的政治态度和动向来判断本质。革命的。 商会推出后，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讨论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组织基础上的，使革命史具有了现实性。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学术界掀起了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热潮。 马敏、朱英等学者从革命史研究的视角转向现代化的视角来观察商会。 这使得研究者除了关注商会的政治角色外，更加关注商会的社会属性、角色定位、组织结构、功能角色和现代性等问题。 这与单纯强调商会的阶级属性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0世纪90年代，本土对商会历史的探索恰逢“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理论以及运用该理论的海外华人研究传入中国。 马敏、朱英等学者也运用“公民社会”的概念对商会的历史进行研究，将商会作为“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进行分析。

　　从革命史的角度观察商会在革命中的作用；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商会本身被视为社会组织，是在传统与现代变革的背景下观察的； 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注意到商会是一种社会组织类型，并以此为切入点来讨论它们所构成的社会的特征，以及这种社会之间的关系和国家。 商会史研究的轨迹首先从政治史转向社会史，进而从社会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政治史，推动了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

　　转变视角可以发现新的研究对象，产生新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理论和方法，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发现新视角是学术创新的源泉。 观点就像生活一样，常常经历一个创造、应用、扩展和新鲜感逐渐消失的过程。 透视的生命历程在研究中往往是通过时间的延伸和空间的扩展和收缩来完成的。

　　 2. 时间与空间：结构与变化

　　社会变迁是社会史研究的主题。 研究社会变迁需要长期的分析。 此外，研究人员可能会从研究特定时间段内的物体开始。 在取得了一些成果之后，对这个时期进行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他们不得不转移立场，研究前后时期的同一个对象。 时间序列可以向前，也可以向后，但由于数据等因素，社会史研究往往将周期的下限向后延伸。 社会史研究时期的转变不仅是个人的选择，而且存在于整个学术界。

　　当社会史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复兴时，人们还没有过多地强调现在而不是过去。 经过二十、三十年的发展，现代社会史研究已经成为一种现象。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联合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主办了首届近代社会史学术会议。 近十年来，从青岛到乌鲁木齐、从贵阳到苏州、从襄阳到保定，共举办了6届中国现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每届活动都有来自国内外的百余位学者参加，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领域的研究者定期交流最新成果形成了一个永久的平台。 这从现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就可以看出。

　　近年来，社会史研究时期的转变出现了新的趋势：不仅抗战时期社会史研究更加活跃，当代社会史研究也开始推进。显著地。 例如，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研究中心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建国后，对建国初期婚姻家庭的变迁进行了研究。民国时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再如山西大学对集体化时代的研究，都体现了这种“时间推迟”的趋势。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空间的扩张和收缩在社会史研究中是常见的。 有的研究城市，有的研究农村，还有的研究城乡。 各类主题分为江南、华南、华北、东北、西南、西北等各大区域； 还有省份的研究，如河南、山东、广西、山西等； 一省又分为闽北、闽南。 和其他地理空间； 甚至研究范围可以缩小到一个或几个村庄。

　　区域空间的扩张和收缩在城市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90年至1993年，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个城市研究小组先后出版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和《近代武汉城市史》四部著作。 。

　　 20世纪90年代初，相关学者开始考虑扩大研究范围，将现代城市史研究从个案研究的层面提升到区域研究的层面。 开展东南沿海、华北、长江流域区域城市体系和城市群研究。 199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发表《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现代化》； 2002年出版《长江沿岸城市与中国现代化》。

　　空间的扩展不仅体现在研究范围的扩大，也体现在空间的缩小。 细化和深化城市历史研究的另一个策略是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小空间，用微观的方法进行观察和分析。 王迪的观察主要集中在茶馆这样的空间。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收录了多部以空间为维度的专着，如茶馆、餐馆、旅社、卫生间、广场、集市、公园、电影院、书店、游乐园、跑马场、跑马场等。狗公园、赌场和校园生活。 在水利社会史研究中，学者们探讨了闽台、太湖流域、两湖流域、关中、山西等地区的水利工程的组织管理、用水规则和水利习俗，以及水利纠纷的发生与解决。 研究饥荒和慈善史的学者，按照行政区域和地理单位，对各地的饥荒和救济进行了研究。

　　在社会史研究中，前后拉长研究对象的时间段有利于观察其变化，扩大和缩小空间有利于分析其多样性和普遍性。 视角创新属于少数作品，大量的后续研究不一定有太多视角创新。 但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增加了更多的案例，可以使某种观点得到验证、修正和传播，成为常识和普及。 功德是无法抹去的。

　　 3、传承：团队与基地

　　新观点的出现和实践往往依赖于师生关系和友谊。 学费、友谊等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史的研究。 学术变革中的导师过程由来已久，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多数评论者从传承的角度观察，也有学者从学术产业生态的角度进行讨论。 本文主要从学者的代际更替和团队建设的角度探讨导师制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

　　文革前取得成就或取得一定学术、行政地位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学术研究，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一代研究社会史的学者。 他们大多是20多岁、30多岁的人，现在已经是五六十多岁了。 他们已经很老了。 此外，他们还承担繁重的学术或行政工作。 他们可能对社会史等新领域的研究有各种假设，并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繁重的学术研究。 但很难保证。 一些老师开始带领学生进入社会史研究领域。 第一代学者的早期学生大多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和1950年代，也有一些出生于1960年代。 许多具体项目主要是在这群学生的帮助下完成的，他们可以算是第二代学者。 第二代学者主导甚至笼罩了三十年的社会史研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三十年的社会史研究可以说是他们的学术成长史。 大多数第二代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了自己的杰作，获得了学术声誉和地位，并开始招收研究生。 其早期研究生大多出生于20世纪60、70年代，堪称第三代学者。

　　第三代学者细化了第二代学者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在时间上向前和向后延伸，在空间上扩展和收缩，内容更加具体和详细。

　　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影响往往在于指出学术方向、发现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正是通过师生的合作，一些想法才能转化为实际的学术研究，一些领域才能深入细致地研究。 张开元先生曾经在深夜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一只忙碌的老鸡，整天到处啄啊啄。 如果发现有谷物、昆虫等，他就会叫鸡来吃晚饭。 ’。”“小鸡”一般可以指后辈学者，但实际上多指自己的学生。

　　有时导师需要帮助学生确定研究课题。 教师发现学术丰富后，自然会想到将其作为学生的研究课题。 同时，学生了解导师的学术兴趣并熟悉自己的研究意图，能够按照导师的要求完成各种课题。 导师也信任他们的学生。 1980年，张开元先生在苏州市档案馆考察了苏州商会档案的历史价值，1991年又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考察了中国基督教大学历史档案的收藏状况。 他们都对后世学者的学术成长起到了指导作用，开辟了商会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等新领域。

　　 1980年代初，傅以岭先生主持《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带领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收集了大量民间文献。 他的学生郑振满等人利用这些资料开始了乡村社会史的研究。 师生关系有助于培养学术人才。 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通过讲授、学术指导、讲授《愚公》，培养了谭其祥、侯仁之、史念海等历史地理学家； 20世纪80年代，后者推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成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

　　以复旦大学为例，1980年初，葛建雄先生帮助谭其祥先生处理日常工作，与他一起参加学术会议和工作会议，并承担了《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编撰等重点项目。 》和《昭宇年谱》作品。 1978年之前，葛剑雄先生与历史地理学界没有任何接触。 经过几年的工作，他对学术情况已经相当熟悉。 毕业后，他开始课程并担任相关研究组的组长。

　　在谭其祥、侯仁智、史念海等学者的精心培养下，其弟子及后继弟子已成长为人口史、移民史、环境史、生态史、医学疾病史等方面的专家。

　　学术研究可以单独完成，但也往往需要团队合作。 具有学术声誉、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的研究团队往往组建研究所或研究中心。 各种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社会史研究中心往往由教师创办，以弟子和再弟子为骨干。 他们作为一个团队，获得国家和学校的各种支持，设计和完成各种项目，促进学术交流，加强对青年学生和教师的培训。 教师要实现自己的抱负，需要学生的全力支持，而学生则借助教师搭建的平台快速成长。 导师关系是建设研究团队的重要基础。 这些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已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基地。 社会史已从边缘走向学术主流，甚至在一些地方成为学术中心。 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无疑是重要的推动者，而这个推动者的力量在于几代师生的协作。

　　 4、友谊：和解与冲突

　　现代交通、通讯、出版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经费的增加，学术活动自由度的提高，为学者的交流提供了越来越便利的条件。

　　社会历史的复兴既有本土内部的探索，也有外部的影响。 学术交流包括国内不同地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以及国际合作。 国内外交往往往存在交叉影响。 中山大学的陈春生、刘志伟和厦门大学的郑振曼之间的友谊对学术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陈春生、刘志伟、郑振曼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傅以凌、梁方中。 郑振满先生1982年师从傅以岭先生攻读研究生。梁方中先生自1952年起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唐明义先生长期担任其学术助理。时间。 刘志伟先生于1980年师从唐明火先生攻读硕士学位，陈春生先生于1982年师从唐明火先生攻读硕士学位，1986年师从傅以岭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1984年，加拿大学者丁和生先生到厦门大学做博士论文。 郑振满先生经常与他一起下田，到处观看仪式，收集文献。 1985年左右，刘志伟结识了肖凤霞、柯大卫、陈其南等人。 此时，肖凤霞先生已经开始与刘志伟先生、陈春生先生等人合作，到珠江三角洲及华南其他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刘志伟与柯大卫先生的密切合作是从1988年开始的。1991年前后，肖凤霞先生在香港募捐。 她请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陈其南先生牵头主持一个项目，并建议陈其南与刘志伟先生讨论相关事宜。 他们最终策划了“华南研究计划”。 刘志伟先生负责大陆，他找到了厦门大学的陈志平、郑振曼，广东的陈春生、罗艺兴等老师。 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其南、香港科技大学的蔡志祥、美国耶鲁大学的肖凤霞、牛津大学的David Ke共同完成了该项目。 当陈其南于1993年离开香港中文大学时，该项目实际上在机构层面终止了。 不过，此后该项目下聚集的研究小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更加密切。 在这些学者的推动下，2001年成立了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3年创办了《历史人类学杂志》，2003年以来连续举办历史人类学研讨会，开展了数十个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已进行。 。 正是学者之间的交流，使得历史人类学研究成为华南地区的一股流行潮流，而这种潮流也从华南蔓延到全国各地。

　　郑振曼与丁和生、刘志伟、陈春生与肖凤霞、柯大卫、陈其南等人的合作或许是偶然，但长期合作却是必然。 以傅以令、梁方中、唐明伟等人的学术声誉为基础，丁和生、肖凤霞等人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寻找合作伙伴时，很可能会想到傅以令等学者。 、梁方忠、唐明伟。 此时，他们身边的弟子恰好是郑振曼、刘志伟、陈春生等人，所以丁和生与郑振曼等人合作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有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传统。 其领军人物傅以岭、梁方中的学术声誉和学术人脉，也在郑振曼、刘志伟等人的合作中发挥了或多或少的作用。 陈春生既是唐明火先生的学生，又是傅以岭先生的弟子，这给闽粤两个研究团队带来了更多的合作机会。

　　郑振曼与丁和升等人的第一次接触，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长期合作。 事实上，从那时起，他们已经合作了几十年。 这可能是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共同的学术认知以及学科和知识的互补性。 郑振曼、刘志伟等人都认识到，更深入的观察、更高层次的理解不是一个人就能做到的。 他们一定和朋友、同事有很多交流； 对历史有一些新的认识。 它往往是由许多讨论和争论所激发的，而不是依靠一个人的智力苦思。

　　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学科和知识背景。 比如萧凤霞等学者是人类学家，刘志伟等学者是历史学家。 刘志伟、郑振满等学者虽然同为历史学家，但他们的知识储备和关注的话题不同。 他们并不完全相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历史观。 研究对象相同这一事实并不妨碍他们做出不同的解释，从而避免同质化研究，让他们在数十年的争论中和谐相处。

　　除个人交往外，学会、学术讲座、研讨会、学术会议、期刊等组织也成为学者交流的重要平台。 例如，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于1986年召开，每两年举办一次，迄今已举办15届。 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往往由十几个、二十多个学术单位联合举办，参加学者有百余人。 此次研讨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史学者之间的交流，独特的会议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社会史研究。

　　在研究团队与个人的交流过程中，共同的学术兴趣、共同的学术认知使学者们成为彼此的知己、同唱，利用团队的力量凸显某些方法、某些领域的魅力； 学科与知识的关系互补，引起学者们的争论与争论，碰撞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

　　 5. 反思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和拓展，与研究视角的转变密不可分。 通过这一过程，发现了历史研究的新对象，了解了历史的新方面。 新视角的学术价值需要通过一定量的实证研究来论证。 新视角的发现者或使用者在拓展研究领域时最常用的策略是时间上的向前和向后延伸以及空间上的扩张和收缩。 这些研究可以证实或证伪新的观点，也可以用相同的视角观察不同的对象，以增进对历史的理解。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和拓展最终是由历史学家完成的。

　　师生关系和友谊常常组成一个研究团队。 研究团队内部既有呼应，又有碰撞，使得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理念、学术观点得以产生和传播。 视角与时空、师徒与友谊，推动了社会史乃至整个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 视角、时空、师友，对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和拓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不过，这也需要反思。

　　首先，合理对待观点的多样性和完整性。 从任何角度观察的历史都是众多面孔之一。 无论哪种新视角，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盲点和局限性。 社会史研究追求整体历史需要多视角。 研究者应该认识到，用自己的观点取代或掩盖其他观点，或者以自我为中心诋毁其他观点，都不是一个好主意。 当观点纷繁杂乱，无法发现整体性时，社会史追求整体性历史的梦想也将破灭。 当各地形成自己的地域特色时，学者们如何找到共同话题，进行学术交流和交流？ 将各具特色的碎片拼凑成一幅整体图景，应该是社会史研究的目标。

　　其次，正确把握新观点与案例研究的关系。

　　不同时空的新视角与案例研究之间存在着一个悖论：一方面，新视角的应用和传播必须依靠实证研究的积累，否则视角就会不断更新，一枪就能改变事实。旗帜下，就会出现琳琅满目的新观点、新结论，让人头晕甚至迷茫，更重要的是，这个观点的解释力如何体现； 另一方面，用同一视角观察同一个物体，或者多个物体，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适用领域随着研究成果的增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同时，其理论新颖性会逐渐降低。 后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并不能增加新的方面，而往往只是为这个观点添加新的证据、新的注脚，甚至损害这个观点。 它自己的价值。 研究人员应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各司其职，做好学术分工，有利于恰当运用新视角进行实证研究。 Scholars with strong ability to explore new perspectives can focus on developing new perspectives after conducting some exemplary empirical research, which will help lead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to a higher level. Scholars who are not strong in exploring new perspectives strive to thoroughly understand certain perspectives and do exquisite empirical research to contribute to the academic world, rather than being keen on filling gaps in time and space and adding local historical anecdotes. There are too many blanks in time and space to fill, and some historical pictures need to be left blank. Spending endless energy and money to fill in the entire historical picture will lose the beauty of the picture.

　　 Third, look for new academic growth points. The first-generation scholars in the research team are the pioneers of certain perspectives in certain fields. The second-generation scholars mature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and this perspective. When the third-generation scholars get involved in this field and this perspective, the field and this perspective have often entered new ideas. Decay period. A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scholars fades away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scholars retires,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 has occupied or will soon occupy certain academic and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Followers of first- and second-generation scholars may need to choose between sticking to old positions, looking at old fields from new perspectives, or exploring new fields and new perspectives. Some teams have been more successful in finding new academic growth points. For example, Mr. Feng Erkang and Chang Jianhua of Nankai University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family history, and scholars such as Yu Xinzhong have started medical social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order to prevent academic inbreeding and avoid homogeneity of academic results, some academic units have also taken various measure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many third-generation scholars in teams who have not found new and highly identifiable academic growth points.

　　 Fourth, improve the recogni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The academic environment now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irty years ago. There are countless research perspectives accumulated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almost every research field has been explored, and all kinds of conclusions have been drawn. Now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perspectives that have not been us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fields that have not been cultivated, and conclusions that have not been drawn. Stimulated by various factors, academic achievements have increased massively. It has become very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recognize and discover the value of an achievement amidst the clamor. It is even more difficult for the achievements to have widespread influence and form a situation where a hundred people respond to them. 。 Nowadays, information is so advanced that as long as a new perspective, new field, or new material is discovered, successors will often swoop in like locusts, interpreting all the changes in an instant and eating up all the so-called new ideas.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 may have to think about how to improve the recognition of their results and how to break through and occupy a place in the fierce and short competition. If individual scholars or groups can achieve highly recognizable results, it will undoubtedly promote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and lead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to new heights.

　　 The above-mentioned reflections are unavoidable and urgently need to be solved in current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Individuals' endowments, knowledge structures and experiences, as well as the levels of their teams and social circles are different.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to solve this problem, and the answer is still on the road of future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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